在少林寺的历史上，自中兴方丈福裕被誉为开山祖师后，又有多位方丈中兴少林。明末的正道、明末清初的海宽都自认为是一代中兴之祖，他们甚至在福裕70字辈宗统谱系之外，另立了新的字辈。

 

纵观少林寺的1500多年历史，1986年升座的行正方丈毫无疑问是关键节点的关键人物，他不仅终结了少林寺320年没有钦命方丈的历史，还在少林寺连续衰败300多年后，以一己之力推动了整个中国佛教前进的车轮。

在1966—1978年的12年间，“全国佛、道教寺观中的僧道人员几乎全被赶出庙门”（《1985：中央办公厅调查组关于落实党的宗教政策及有关问题的调查报告》）。在中国第一佛寺洛阳白马寺，受人尊敬的海法被迫还俗，寺内除了文物管理人员，已经没有一个僧人。在河南三大城市之一的开封，诺大一座城市仅有净严一人苦守白玉阁。相比之下，当时归属于开封地区的少林寺拥有20多名僧人，这显然是很多。土改时，参加分地的少林寺僧人有贞绪、德禅、素来、行正、德立、德荣、行用、常池、永净、贞法、贞花、素彦、素喜、妙性14人，土改后文革中陆续回到常住院的少林寺下院僧人有永福、永常、永镇、行敏、德明、德敬、行夏等人，加上德根、永山、永乾，少林寺僧团仍然是一个大家庭。德禅、素喜、妙性都曾经在贞绪退居之后短暂当家，但穷家难当。从1952年开始，双眼目盲的行正挑起了少林寺大家庭的重担，这一挑就是35年。

 

少林寺的命运和中国佛教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，我们不可能避开历史大环境独谈少林寺的传承。应该说，在特殊时期，少林寺的传承相当完整可贵——毕竟少林寺没有人去寺空。

但是，作为少林寺千年传承的关键人物，行正的功劳和价值长期被低估。这种低估不仅仅是《行正年表》的阙如，也与行正未担任中国佛教协会职务有关，同时与没有客观的、翔实的当代少林史出版面世有很大关系。

登封作者甄秉浩在写书的时候，把行正和元代少林方丈福裕并称为少林中兴之祖。当代少林方丈释某某说：“我这辈子不可能超过我的师父，以前的历任方丈也没有超过我师父的，将来也很难有。我的师父是最伟大的方丈！”

 

应该说他们的评价是客观的。现在人们谈论行正，更多是他在保护文物尤其是保护塔林免遭红卫兵炸毁的功劳。文物、塔林固然重要，但是人更重要。到1980年，少林寺仍然有13名僧人镇守，相比西安大雁塔，北京法源寺、广化寺，哈尔滨极乐寺，这珍贵的火种太让人欣慰了。如果不是行正勤俭持家、精于打算，少林寺恐怕早就成了没有气场的博物馆了，1500年的香火传承也早已灰飞烟灭。

没有断裂的少林寺虽然命悬一线，但毕竟还有一线。刚刚度过生存危机，行正便致力于秩序的重建。在温饱仍然困难之时，他便招收了永梅、永珍、永海、永国、永信等十多位年轻僧人。行正不仅组织老僧向其传承宗风，还从牙缝里挤钱送他们到峨眉山佛学院尼众班、北京广济寺佛学院深造。在经济形势稍有好转的时候，行正又着手接济周边寺院，召回还俗僧人（如德经、素云、永祥等），为少林寺的发展拓宽空间。

 

行正是睿智的，也是顽强的。在缺吃少穿的年代，他拉着驴尾巴卖煤、卖豆腐、卖米醋为大家赚取口粮；在吃大锅饭的年代，他据理力争维护僧人素食传统；在挨批斗的时候，他一言不发默默承受；在不能穿僧衣、不能上殿诵经的年代，他坚持带领大家坐禅修行。

1972年，政治风向稍有好转，行正便在居士郝释斋的资助下，远赴北京争取佛教政策。连续十几年的努力和风餐露宿，行正终于和中国佛门弟子一起迎来了让人振奋的1984年4月1日——这一天，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全部回到了僧人手中，在寺院一直当家作主、出售门票的文物管理部门黯然离去。

1986年，身患胃癌、自知来日不多的行正以对少林寺负责、舍我其谁的姿态，毅然出任方丈。这位全国文革后第一个升座的方丈，结束了少林寺320年来没有钦命方丈的历史。

 

1987年，行正积劳成疾，最终不治。方丈圆寂后，群僧无首、纷争不断，地方政府趁虚而入，迅速接管了少林寺的经济大权，并在6年之后重新接管了少林寺的门票，致使行正十多年的辛苦努力不断被稀释、浪费，最终导致22年后少林寺受到重大挑战。为了应对“被上市”，少林僧众不得不耗费巨大的精力。如果行正能够再多活几年，少林寺何至于此？
作者：岳晓锋，少林文化学者、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，著有《画说释小龙》《少林龙之门》《当代少林十讲》《寻路少林：1637-1987史实与传统的重建》《历代名人与嵩山龙潭寺》等。严谨的考证、有趣的文笔使得岳晓锋在少林文化研究领域独树一帜。《财新》《南方都市报》《三联生活周刊》《经济观察报》《环球时报》《新京报》、美国《商业周刊》《美国国家地理》等国内外媒体先后到登封采访过他，其作品散见于《中国国家地理》《少林与太极》《南方周末》等知名报刊。
编辑：高宇飞   审核：孙文杰